清前期汉族是主体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相比文化发展相对说来程度较高。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水平不同，但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在改造自然、争得生存的过程中，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人民相互依存，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通过不同途径得到了广泛的交流。

一、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汉族在和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中，一般说来占据主导地位。许多少数民族吸收了汉族的先进文化，进而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与此同时，汉族也从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吸取了营养，使汉族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一）汉族和满族的文化交流

清朝建立以后，满族人口的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满族原先居住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地位的确立，满洲八旗军分镇京师和全国各地，满族人口也大量随之入关，分布到全国的许多地方。这样，满族便移居到汉族聚居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只有一部分仍然留居在白山黑水之间。此外，清朝统治者曾把许多汉族人口迁移到边疆，或服役，或屯戍，或征战，这些边疆地区也多有满族人戍守或居住。除了清政府官方组织外，中原内地的许多汉族民众为了谋生、寻求耕地或者经商，也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纷纷出关来到满族故乡东北地区。上述满、汉两族人口的迁移，使满、汉两族交错杂居，频繁接触，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职贡图（局部）

满族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首先从满族出身的清朝皇帝那里反映出来。为了巩固全国的封建统治秩序，特别是利用儒家思想加强封建统治力度，消弭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清朝皇帝学习汉族文化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顺治帝为了吸取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发愤读汉文书籍达九年之久，不仅读正史书籍，而且读小说、戏曲、话本。结果，他受到汉文化的熏陶，领悟了儒家“文教治天下”的奥秘[1]。康熙帝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对汉文化也认真学习。他采用前朝的做法，举行经筵大典，请经筵讲官讲解四书五经，于是，很快掌握了儒家思想，甚至能够“背诵大部分被中国人认为是圣书的儒家著作或其他一些原著”[2]。康熙帝还十分推崇程朱理学，为此编纂了许多书籍。这一切都表明，康熙帝对汉族传统的封建思想已经十分精熟。清朝皇帝不仅学习汉族的封建思想文化，还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灌输到满族生活的各个领域。结果，满族的思想意识逐渐地融合在汉族的封建思想文化之中。

满族贵族倚仗手中掌握的国家政权，通过教育等措施，使满族贵族和八旗子弟系统学习汉族文化，是满族和汉族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设立了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宗室觉罗学，各地驻防八旗官学、义学。在这些学校里，既学习满语和骑射，也学习汉族语言和文字，读儒家经典著作。这样，满族的封建文化水平在总体上有了提高。

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经过满族人民的努力，满族中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自然科学家。正白旗满洲包衣管领下人曹雪芹，既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又对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非常熟悉。他用汉文创作的小说《红楼梦》，通过满族贵族四个大家庭的兴衰，对封建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从而使这部小说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誉。正黄旗满洲人、大学士明珠之子纳兰性德，是著名的词作家。他用汉文写的许多词，具有清丽、生动、自然的风格，被人称为清代的李后主，和当时著名的汉族词作家朱彝尊、陈维崧鼎立称雄，产生了很大影响。满族贵族奕赓，曾充御前侍卫，在汉族说唱文学的影响下，创造了一种新的鼓词《清音子弟书》，在市民阶层中有广泛影响。正白旗满洲人博启，是天文历算专家，乾隆年间曾任钦天监监副。他吸取了汉族天文历算方面的成果，并有所创新。此外，满族贵族永瑆和铁保，学习汉族的书法，造诣极深，可以和当时的汉族书法家刘镛、翁方纲媲美。满族贵族永瑢，学习汉族山水画法，创作的《长江帆影图卷》，气象万千，极有声势。清前期满族文化的辉煌成就，是满、汉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满汉民族融合的结果。[3]

满、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民间也有许多反映。清朝建立后，进入关内分布到全国各地的满族人，在汉族的影响下，逐渐使用了汉语。就是留居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人，在移居关外的汉族人影响下，也渐渐用汉语代替了满语。“吉林本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为国语（满语）。近数十年（乾隆末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4]，讲的正是这种情况。不仅满族的语言发生了变化，而且生活习俗也在汉族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对此有人写诗记载：“三十年前事，儿童见者稀。天寒曳护腊（靰鞡），地冻著麻衣。雪积扒犁出，灯残猎马归。只今风俗变，一一比皇畿。”[5]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族人的生活习俗都发生了变化，居住在内地和城镇、与汉族人交错杂居的满族人，其生活习俗的变化更可想而知。实际生活中确实也是这样，满族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和汉族人越来越接近了，特别是一些节日的习俗，比如年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的习俗，更越来越接近汉族人。这一切，正是满、汉文化交流的结果。

汉族文化影响了满族，同样，满族文化也影响着汉族，清前期满、汉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满族文化对汉族的影响，集中表现在语言、服饰、头饰方面。清初东北汉语方言形成过程中，就吸收了满族语的词汇，例如“妞儿”、“饽饽”、“爸爸”等。清朝汉族服饰的变化，是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强迫汉人剃发易服的结果，不过汉人最后服饰的定型，则是既保留了汉族宽衣大袖的传统形制，又吸收了满族等的服装式样，例如清朝男服中的袍是表里双层长衣，就是吸收了满族服装窄袖和纽扣系结特点的汉族传统袍服。清朝妇女服装主要是沿袭了明朝，不过也受了满族服饰的影响，其表现是把结带改为纽扣，传统的交领和圆领变成了高领。清朝汉族男子的发式，在满族贵族民族压迫政策下，也变得和满族男子的发式一样了。作为头饰的暖帽和凉帽，则是汉族和满族头饰相互吸收的产物。[6]

（二）汉族和蒙古族的文化交流

明朝末年，蒙古族居住在漠北、漠南和漠西地区，大多过着游牧生活。当清朝还在关外的时候，满族贵族就已统一漠南蒙古各部，把蒙古王公当成进取中原的借助力量。在清军中，蒙古八旗军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清朝建立对全国统治过程中，蒙古八旗军和一部分蒙古人也进入内地，分布到全国许多地区。这是清朝建立后蒙古人最大的一次迁移。有人记述这种情况说：“大批鞑靼人进入中国，来的不光是女真人，还有奴儿干人，西部鞑靼人和鱼皮鞑靼人。”[7]进入中原内地的蒙古人和汉族人交错杂居，为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此外，满族贵族和蒙古王公在政治上结成联盟，这使得一部分蒙古人可以在政府中任职，和汉族官员有了较多的接触。作为清政府中的官员，这些蒙古族人不能不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内地汉族人来到蒙古族居住地区。本来，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清政府对汉人前往蒙古地区垦殖，是有严格限制的。但是，清朝初年，由于内地连年战争，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出现了许多饥民。大量在内地无法生存的破产汉族农民，便纷纷来到漠南蒙古沿边地区，开荒种地，定居下来。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军被清政府打散以后，为逃避缉捕，也纷纷向漠南蒙古地区移居。这样，“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窑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8]。“归化城南，间有山、陕人杂处。”[9]蒙古地区喇嘛教广为传播，为修建寺庙，从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招来许多工匠，他们大部分是破产农民，寺庙修好后，便在蒙古地区定居下来。由于满族贵族和蒙古王公联姻的关系，清朝皇室的公主、格格下嫁到蒙古地区时，带来了一批又一批工匠、侍女、庄头等汉族人口。鉴于上述原因，到康熙年间，清政府对前往蒙古地区的汉族人的限制，不仅日益放松，而且默认允许。[10]这样，更多的汉族人来到蒙古地区。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北巡途经喀喇沁三旗曾说：“今巡行边外，见各处皆山东人，或行或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11]汉族人大量来到蒙古地区，也使蒙汉两族文化得到了广泛交流。

汉族和蒙古族的文化交流，在编纂各种书籍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清政府曾编纂《五体清文鉴》、《西域同文志》、《四体合璧清文鉴》、《三合便览》等大型字典和辞典。在这些字典和辞典中，都有汉文和蒙文的对照，当然，也有汉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对照。这反映了清前期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巩固过程中，汉族、蒙古族等文化的交流情况。这时期许多蒙古文历史著作译成了汉文，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康熙元年（1662年）成书的《额尔德尼·脱卜赤》。该书作者是鄂尔多斯部的萨冈彻辰。后来这部书被译成满文和汉文，定名为《钦定蒙古源流》。在一些蒙古文历史著作中，还广泛使用了汉文史料，例如《水晶鉴》、《宝贝念珠》、《恒河之流》、《大元盛朝史》等。在汉族谱系学的影响下，《蒙古世系谱》得以问世。许多蒙古族学者还用汉文撰写学术著作，蒙古八旗人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槐厅载笔》、《陶庐杂录》，博尔济吉特氏希哲的《西斋偶得》、《凤城琐录》，蒙古正蓝旗人松筠的《绥服纪略》等，具有代表性。

蒙、汉两族的文化交流，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清前期许多汉文小说被译成了蒙文，例如《聊斋志异》、《今古奇观》、《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有人统计约有一百多种。在蒙古族的民间文学中，一些说书艺人还把汉族小说当成自己说书的主要内容。

《五体清文鉴》

在艺术领域，蒙、汉文化交流也很突出。蒙古地区的许多寺庙、王府、官邸、房屋，建筑风格既具有蒙古族的特点，也具有汉族的特点，是蒙、汉合璧式。建筑中的各种手工艺品，包括塑像、画像、壁画、雕刻、彩绘、工具等，既有鲜明的蒙古族风格，也有汉族文化影响的痕迹。

在文化教育方面，蒙古王公的子弟以及蒙古八旗将领的后代，在清政府设立的蒙古官学中，既学习蒙文、满文，也学习汉文及儒家经典。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一些蒙古封建主和富裕农牧民，还不顾清政府的禁令，聘请汉族塾师授课，有些人甚至起了汉族名字。

在科技方面，清前期蒙古医学有了很大发展，这与汉族医学的影响不无关系。汉文的《本草纲目》、《牛马经》等被译成蒙文，从而增加了蒙古医生用药的种类，以及治疗的经验和方法。与此同时，蒙古族医学中治创伤和接骨的疗法传到了中原内地汉族居住区，提高了汉族医生的医术水平。蒙古正白旗人明安图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曾任钦天监监正。他每年都要把汉文本的《时宪书》译成蒙文，由清政府颁布后在蒙古地区使用，从而丰富了蒙古族的天文历算知识。[12]

由于蒙、汉两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相互依存，蒙古族的一些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这显然是受汉族人影响的结果。在漠南蒙古地区，蒙古族人民“由酬酢而渐通婚姻，因语言而兼习文字”[13]，服食起居，与内地汉族人无大区别。从服饰上看，穿的布衫长仅及膝，束腰带，与汉族农民一样。从饮食上说，有的蒙古人由过去的牛羊肉及乳制品为主食，改为经常吃谷物蔬菜，少吃肉食。在居住方面，王公贵族的府第开始变成汉式宫室建筑，或者蒙式毡幕和汉式宫室相混合。从事农业的一般蒙古人，由于久已定居，住的是汉式平房，房间院落的布局和汉族人的几乎没有区别。同样，来到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在蒙古族的影响下，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14]，与蒙古族人民完全融合为一体了。

（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清代前期，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除了和满族、蒙古族有着文化交流外，和其他少数民族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

首先，是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东北地区除满族外，还有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锡伯等少数民族。鄂伦春人以狩猎为生，汉族商人经常到鄂伦春人居住地购买貂皮，于是出现了集市。史载：“商贩旧与鄂伦春互市，地名齐凌，转为麒麟，因有麒麟营子之号。”[15]在汉族人的影响下，一些鄂伦春人学会了汉语，开始注意农业生产。“且该牲丁附近黑龙江城，多通汉语，亦颇有因捕猎日艰，讲习农事者”[16]，讲的正是这种情况。康熙、乾隆年间，一些鄂伦春青年被征召当兵，到全国各地作战，和汉族文化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因而他们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最深。鄂温克族的军队也被清政府征调到新疆等地作战，被征部队可以携带家属，这使鄂温克族的居住区域变得极为分散，和汉族有了广泛接触，因而也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雍正年间，达斡尔人被编为八旗，建立了佐领，有的上层首领还被提升为将军、都统。达斡尔族在扩大对外联系过程中，密切了和汉族人民的往来，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锡伯族原本居住在东北，康熙年间一部分锡伯族军队调往京师，乾隆年间三千多名锡伯族军民被调往新疆戍守。锡伯族居住地的变化，使他们扩大了和汉族人民的交往，于是，他们的住宅建设、喜庆节日，逐渐具有汉族的特点。

藏族龙柄铜执壶

其次，是和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清前期西北地区生活着十多个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居住的阿克苏、叶尔羌、哈密等地，是著名的商业城镇，许多内地汉族商人到这里做生意，对维吾尔族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回族已经使用汉字和汉文，许多回族学者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在文学艺术和学术上很有造诣。土族和汉族人民杂居，在文化上受汉族影响也很大，有的和汉族联姻结社，不再讲土语而说汉话。裕固族“或种田，或牲畜，亦有充伍者”[17]，在和汉族接触中，也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东乡族在形成过程中，就有汉民族成分，因而在其文化中亦有许多汉族文化特点。撒拉族人民长期和汉族等民族杂居，在汉文化影响下，许多撒拉族人会讲汉语，使用汉文。

再次，和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清前期汉族文化对藏族有一定影响。汉族古代的哲学思想被介绍到藏族地区，一些藏文著作中，专列章节叙述汉族的历史以及儒学、道学思想。藏族医学继续受到汉族医学的影响，在医治地方性疾病和牲畜疾病方面产生了好的疗效。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后，一些汉族人迁居到川、滇、黔三省，和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彝族人交错杂居，友好相处，汉族文化对彝族产生了影响。有些汉族人和彝族联姻，凭借彝族妇女往来彝族村寨，汉族的生活习俗也逐渐被彝族接受。许多府州县设立了儒学，彝族子弟入学读书，这对彝族人民学习汉族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清代前期，许多彝人“知文字，肯读书，舌音轻便，多冒汉人”[18]，有的甚至和汉族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些彝族贵族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在他们的带动下，汉文化在彝族地区得到了进一步传播。白族和汉族等杂居在一起，继续受汉族文化影响，更多的白族人习汉字，说汉语。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后，一些纳西族封建领主在汉族文化影响下，“渐染华风，服食渐同汉制”[19]，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基诺族居住地区盛产普洱茶，清前期许多汉族商人来到这里收买茶叶，也推广了种茶技术，汉族的一些生活习俗影响了基诺族人。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侗族文化逐渐和汉族接近，“洞苗习华风，编姓氏”，“风俗与汉人同……婚葬俱循汉礼”，“耕凿诵读与汉民无异”[20]。侗族和汉族之间普遍通婚，侗族妇女也多改穿汉服。布依族从雍正朝改土归流之后，更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到乾隆朝，许多布依族人都能读汉书、习汉字。仡佬族经过改土归流，“无土司管辖，皆编入保甲，通汉语，风俗亦为汉民类”[21]，在生活习俗等方面，与汉族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水族在乾隆年间，更多地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婚丧渐易夷风”[22]，“有读书入泮者”[23]，生活习俗有了很大变化，汉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苗族经过雍正朝改土归流，特别是汉族屯军进入苗族地区，苗族与汉族之间，“婚娅往来，与内地人民无异”[24]，许多汉人娶苗族妇女为妻，苗族文化受汉族很大影响。一些苗族地区设立了学校，学习汉族文化，应试中举者很多。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许多羌族人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变化，“言语衣服悉与汉同，亦多读书识字之人”[25]。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具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羌族子弟“与汉一体应试，卷面不必分别汉羌，取额不必加增，一体凭文去取”[26]。佤族居住地区曾建有银厂，数万矿工多是汉族人。乾隆年间，银厂关闭，这些矿工便流落当地，建立了汉人村，一些汉族矿工还融合于佤族之中。这样，汉族文化在佤族当中得到了传播。阿昌族人在和汉族人交往中吸收了汉族文化，许多人通晓汉语，通用汉文。阿昌族的许多建筑物都具有汉族文化的特点。

最后，和中南、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早在明朝，汉族人就不断迁入壮族居住的广西地区，传播了汉族文化。清朝在壮族地区改土归流以后，许多地方兴办了学校和书院，还有私塾和义学，这样，汉族文化在壮族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壮族中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考中了举人，或用汉文著述，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韦丰华的《今是山房吟草》、《吟余琐记》等书，黎申产的《菜根草堂吟稿》，都具有代表性，是汉族文化和壮族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晶。仫佬族居住区在清朝初叶就设立了凤山书院，为汉族文化传入创造了条件。康熙朝晚期，仫佬族聚居区开始兴办义学、私塾和社学，使汉族文化在仫佬族中传播更为广泛。许多仫佬族人成了秀才和举人。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后，土家族生活的区域也兴办了很多书院和义学，为土家族人学习汉文和汉语创造了条件。彭秋潭、田泰斗、彭勇行、彭施铎等一批土家族著名诗人的产生，反映了汉族文化和土家族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由于大批汉族人民迁入海南黎族居住区，汉族文化影响了黎族。许多黎族人“直与齐民无异，薙发着裤，并令子弟读书”[27]。道光年间，大部分黎族人已经“饮食衣服与汉人同……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异，言语相通，间有读书识字者”[28]，汉族和黎族的文化交流有了新的发展。

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清前期除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外，各少数民族之间也有着程度不同的文化交流。这与清前期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有关。比如蒙古族不仅分布在蒙古地区，还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藏族除居住在西藏地区外，还居住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回族既分布在宁夏，又分布在甘肃、青海、陕西、新疆、河北。总之，在许多地区，例如蒙古、新疆、广西、吉林、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东等地，都是多民族聚居区。[29]这样的民族分布状况，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一）满族和蒙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满族和蒙古族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在满族形成过程中，一部分蒙古人演化成为满族人。满族文字就是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制的。努尔哈赤曾说：“满洲蒙古，语言虽异，而衣食起居，无不相同”[30]，这也反映了满族和蒙古族的密切关系。清朝建立后，又采取了许多措施，巩固满族贵族和蒙古王公政治上的联盟，从而为满蒙两族的文化交流奠定了新的基础。

首先，是满蒙联姻不断。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清朝统治者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这使很多蒙古族女子走进清朝宫廷和王府。二是清朝统治者把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使满洲贵族包括皇室之女来到蒙古草原。清朝还有一个备指额驸制度，指的是专从漠南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札萨克固山贝子等十三旗中，为满族贵族包括皇室女选择夫婿。满、蒙两族大规模、多层次的通婚，促进了两个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据道光年间统计，当时漠南蒙古有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共3000多人。[31]这些人既是满蒙两个民族融合的表现，也是满蒙两族文化交流的使者。

其次，清朝对蒙古族王公定有“朝觐”制度，也称“年班”和“围班”制度。年班制度，即清政府规定蒙古族上层人士每逢年节来京，朝见皇帝、瞻仰圣颜。年班期间，蒙古族上层人士要参加清政府举行的各种活动，进行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围班制度是年班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清政府规定，未出痘疹的蒙古族王公，每年夏秋到塞外木兰围场随皇帝狩猎，到热河避暑山庄朝觐。围班期间也举行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包括由蒙古族歌手演奏蒙古音乐，艺人表演相扑，蒙古王公子弟表演骑生驹技艺，等等。乾隆皇帝曾写有塞宴四事诗，记述了诈马、什榜、相扑、教跳四项文化体育活动的热烈场面。[32]朝觐制度的实行，促进了满蒙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

最后，清政府实行尊崇喇嘛教政策，也促进了满、蒙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清朝统治者为了抚绥蒙古，便对喇嘛教采取扶植政策。为此，清政府敕封了章嘉活佛、哲布尊丹巴活佛，使他们分别掌管漠南、漠北蒙古地区的喇嘛教事务。清政府还在蒙古地区、京师、热河等地修建喇嘛寺庙，这些寺庙建筑呈现满、蒙等多民族的风格。一些寺庙举行的大法会，具有宗教文化交流的特色。

清政府的上述政策和措施，促进了清前期满、蒙民族的文化交流。前曾指出，满文是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成的，后来又有了改进。改进后的满文又促进了蒙古文的改进和定型，近代蒙古文中有许多是用满文字母拼写人名、地名的。清政府纂修了许多包括满、蒙文互相对照的大型字典和辞典，使满、蒙两族的语言文字得以直接交流。很多用蒙文写成的历史著作，例如《蒙古源流》，这时期也都译成了满文，从而使更多的满族人了解了蒙古族的历史。蒙古族的音乐成为清前期宫廷音乐的一部分，每逢大的节日都要演奏。清朝宫廷中设有什榜处，专门管理蒙古族音乐。这一切，使蒙古族音乐为更多的满族贵族所接受。清代前期，蒙古族制定有本民族的刑法，人们称之为《喀尔喀吉鲁姆》。此外，清政府也制定了管理蒙古族地区的刑法——《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这些刑法是《大清律》的分支，根本上反映了满族贵族的利益，同时也容忍保留了蒙古族地方风俗与习惯，是满族和蒙古族文化交流的结晶。清前期蒙古地区有很多私塾教育，有的是蒙古王公为培养自己子弟聘师在王府设私塾，也有的是民间办的私塾，教富裕牧民的子女。在这些私塾中，既教蒙文，也教满文，满蒙文化得到了直接的交流。在生活习俗方面，清前期蒙古族服饰多受满族影响，官服中文官和武官不同，其式样是清政府规定的。便服一般称之为“蒙古袍”。受满族的影响，科尔沁、喀喇沁地区的蒙古袍宽大直筒到脚跟，两侧开叉，领口和袖口多用各色套花帖边。

（二）满族和藏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清朝还在关外的时候，满族贵族和藏族上层人士就有了来往。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地位确立后，对藏传佛教采取扶植政策，雍正年间又设立了驻藏大臣，这一切，为满、藏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清政府扶植喇嘛教，特别表现在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态度上。顺治年间，顺治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来京。五世达赖的随从人员多达几千人。这些人到内地后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清政府特意为五世达赖喇嘛修建了黄寺，供他居住，并赏赐大量黄金、白银、绸缎、珠宝、玉器。五世达赖喇嘛回藏途中行至代噶地方，清政府又派官员前往，送去顺治帝册封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册印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顺治年间的五世达赖来京，促进了满、藏文化交流。黄寺建筑具有藏族风格。五世达赖喇嘛回藏后，利用满族贵族赠送的金银，在西藏各地新建了许多喇嘛寺庙，促进了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康熙年间，清政府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胡图克图，班禅额尔德尼，如达赖喇嘛例，颁给金册金印。这样，班禅成为和达赖一样的大活佛，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崇高地位。乾隆年间，乾隆帝又对六世班禅进行了册封，册、印用满、汉、藏三种文字书写，纯金制成。为祝乾隆帝70寿辰，六世班禅又前来北京和承德。清政府在承德为六世班禅喇嘛修建了须弥福寿庙。该庙布局分前、中、后三部分。前有山门、五孔桥、碑亭、石狮、白台等。中部有琉璃牌楼、大红台、妙高庄严殿、吉祥法喜殿、红台。后部有金贺堂、万法宗源殿，以及琉璃万寿塔。整个庙的建筑形式体现了藏族和内地建筑的风格。乾隆帝会见六世班禅时，用藏语说话。六世班禅向乾隆帝敬献了寿礼，其中多是藏族风格的物品。六世班禅还主持了须弥福寿庙的开光仪式。到达北京以后，六世班禅广做佛事，乾隆帝对他更是礼遇，皇族大臣以及嫔妃太监对六世班禅也都奉若神明。后来六世班禅因出痘在北京圆寂，清政府建白玉塔以为纪念。该塔塔座的八面各雕藏传佛教故事画一幅，景物刻画细致生动。塔座的转角处有八尊力士像，大部是赤背赤足，从束发和面部的轮廓看，具有藏族武士的形象。六世班禅在内地活动期间，乾隆皇帝以及满族贵族的赏赐和奉献，达数十万金，宝冠、璎珞、念珠、晶玉钵、镂金袈裟不计其数。六世班禅的北京和承德之行，对满、藏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雍正朝驻藏大臣设置后，清政府或以蒙古大臣为驻藏大臣，或以满族大臣为驻藏大臣。在满族大臣为驻藏大臣的人员中，有许多是敬业者，他们为满、藏两族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这其中，和琳具有代表性。和琳（1753—1796年），字希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春天，和琳任驻藏大臣，到达拉萨。当时，西藏发生了空前的天花病，传染极广，死亡人数众多。但是，西藏僧俗人众并不知道这种病能够治愈，因而非常害怕。按照当地风俗，凡是得了这种病的人，都要驱赶到旷野、岩洞或山溪。贫困家庭的病人，一经驱逐，衣食无着，露宿荒野，任其冻饿，无人照管，大多死掉，其境况惨不忍睹。和琳到任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十分不安。他下令在山僻中找一空寨，用自己的薪俸银购买酥油、糌粑、茶叶、柴薪以及各种器物，并专派弁兵，以及出过痘疹的藏民前往照料，早晚散给，以资病人生活。他还购买药品，请藏医为病人看病。和琳及其随从人员也运用了解到的医学知识，参加到了抢救病人的行列中。就这样，只半年多时间，已有数百名天花病人痊愈。和琳还在藏北浪**沟等地，捐资修了许多平房，让天花病人在里面调养。他又劝令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捐口粮给病人。大量藏族天花病人的痊愈，使当地僧俗人众明白了天花病并非不治之症，解除了他们的恐惧心理。总之，满族驻藏大臣为满藏文化交流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三）蒙古族和藏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蒙古族和藏族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两个民族之间文化交流非常广泛。其中，文学作品《格萨尔传》被公认为蒙藏文化交流的结晶。《格萨尔传》是一部蒙藏人民的民间创作，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内蒙古等蒙藏人民居住的地方广为流传。这部说唱体史诗唱词长达100多万诗行，1500万字，描写格萨尔是天神转世，能呼风唤雨，降妖斩魔，为民除害，威镇四方。这部史诗在内容上非常丰富，既有古代的史话、宗教信仰以及人民生活习俗的生动描绘，也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真实记录，还有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寄托。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格萨尔传》木刻本在北京问世，产生了很大影响。[33]蒙、藏两个民族在文学方面的交流，还表现在藏族的许多文学作品译成了蒙文，为蒙古族的文学领域输入了新鲜的内容。

蒙、藏文化交流在史学领域亦有反映。著名的蒙古史巨著《蒙古源流》在内容上有西藏佛教的内容，这为藏族学者所关注。此外，这部书还记述了蒙古的社会生活，民族之间的关系，僧俗封建主的特权，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等，受藏族历史著作的影响非常明显。有些藏传佛教上层人士，用藏文编写了许多蒙古地区的喇嘛教史，以及大小活佛的传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藏文化交流。[34]

藏族的建筑对蒙古族建筑产生了影响。藏式建筑的特点是多为方形，朴素、雄伟、壮观、墙壁呈白色，砖、石结构以石为主。顺治年间建成的旦列朋寺大殿堂，乾隆年间建成的额尔德尼召拉布隆，在蒙古地区很有影响，而这些寺庙建筑正是体现了蒙、藏两个民族的建筑特点。

蒙古族医学在发展过程中，除吸收了汉族医学精华外，也吸收了藏族医学的精华。清前期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进一步传播，建了许多新的寺庙，这些寺庙中都有医学部，它既是医疗机构，又负责培养医疗卫生人员。蒙古族医生一般都掌握藏医原理和技术。一些蒙医著作，还是用藏文写成的。不少蒙医药方，就来源于藏医药方。蒙古医学在清前期形成蒙医学派和藏医学派，也表明了蒙古医学受了藏族医学的影响。

（四）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清代前期，居住在不同区域的许多少数民族之间，或者因为居住区域的接近，或者因为信仰同一种宗教，在进行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在文化上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在东北地区，鄂伦春族人和满、达斡尔等族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彼此通婚联姻，生活习俗等方面相互影响。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蒙古人杂居，在生活习俗方面有很多相近之处，彼此影响。赫哲族在语言、骑射等方面与满族相近，满族贵族一方面向赫哲族征收貂、狐等贡物，另一方面又以嫁女对赫哲族首领进行笼络。史载：“以鱼皮等部俗荒陋，令其世娶宗室女以化导之，岁时纳聘，吉林将军预购民女代宗女，乘以彩舆嫁之。”[35]这样，赫哲族在社会习俗方面受满族影响越来越大。达斡尔族人和满、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人生活习俗也很接近，一些达斡尔族首领被满族贵族提升为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和满族贵族更加趋于一致。

在西北地区，土族、裕固族人大多信仰藏传佛教。由于宗教的影响，两族在文化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东乡、撒拉、保安等族多信仰伊斯兰教，在婚丧节日、家庭生活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另外，保安族族源有一部分是接受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所以，保安族还保存着与蒙古族相似的摔跤、善骑等习俗。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族信仰伊斯兰教，居住区域又相互毗邻，于是伊斯兰教文化成为这些民族文化交流的媒介。

在西南地区，由于门巴族、珞巴族也都信仰藏传佛教，清前期又处于西藏地方政府管辖之下，所以，这两个民族和藏族的文化十分接近。普米族人一部分受纳西族土司的管辖，因而和纳西族生活习俗很接近；还有一部分人受藏族影响很深，他们“头戴古棕帽，腰系两刀，衣仅齐膝”[36]，和藏族生活习俗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