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个人崇拜，布置学习著作

在成为党的主要领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反对过分颂扬个人，反对个人崇拜的。1943年4月22日，致信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针对党内同志要给他做寿，并提出宣传思想的事情，指示说：生日决心不做，做生日太多，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1945年4月，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一再表示：“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在七大上，还说道：我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

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年5月20日，沈阳市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铜像。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同年9月20日，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要修理故居。去信说：“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同年10月27日，北京市要在前铸造铜像，也立即批示：“不要这样。”

1956年4月，针对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认为，中国党内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建立健全群众路线、集体领导的政治制度，防止突出个人、个人崇拜的现象在中国党内出现。同年9月，八大修改党章，没有再提“思想”，这是自己作出的决定。

但是，在1956年和1957年经济工作中冒进与反冒进的过程中，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指标。为了遏制冒进，在不在北京期间，中央曾召开由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以中央集体决定的形式通过经济建设反冒进方针。对此，坚持“跃进”的很有意见，认为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异议，反对他的“跃进”主张，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

或许，彭德怀提出的关于唱《东方红》问题的建议，也使产生了某些想法。原来，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前来我国访问时，在欢迎会上演出节目，总是先唱“斯大林颂”，接着再唱《东方红》，再唱来访国家的有关领袖颂歌。赫鲁晓夫上台后，1956年大批斯大林个人崇拜，为了照顾中苏关系，不再唱“斯大林颂”，彭德怀考虑到《东方红》歌词中“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与《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有矛盾，所以在主持的会议上和主持的会议上，建议在欢迎兄弟国家来访演出中，各国领袖的颂歌都不唱了，干脆连《东方红》也不唱了。这样，不但维护了我党对斯大林的估价，也表示了谦虚朴素作风，与不送礼、不做寿、不以人名做地名，有同样的意义。

1958年3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有各省和中央有关各部负责人出席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评反冒进的同时，也谈了个人崇拜问题。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很显然，这时的已经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初衷，甚至欣赏起个人崇拜了。

1961年，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进一步否定斯大林，再次强调反对个人崇拜。这使担心中国会出现赫鲁晓夫，担心中国会重演苏共二十大的事变。1963年6月，主持制定《关于国际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就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阐述道：近几年以来，有些人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1964年秋，赫鲁晓夫遭遇“克里姆林宫政变”，被迫下台，老友、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回答斯诺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从这里可以看出，开始欣赏个人崇拜和主张搞一些个人崇拜。《语录》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在的推动下，编辑出版和风行全国的。

1959年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接替彭德怀的工作以后，首先在全军掀起了学习著作的运动。

庐山会议之后不久，1959年9月份，刚刚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在全军高级干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学习著作的“捷径论”。讲道：“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里面有许多人名地名你都搞不清。最好先读同志的著作。”1960年3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有许多警句你们要把它背下来……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1961年1月，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学习著作的方法。他说：学习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学习思想，一定要立竿见影，就是要用思想之‘矢’，来射部队实际之‘的’”。在的倡导下，从部队开始，全国逐渐掀起了“活学活用”思想的热潮。

在军队大权在握，频繁地对《解放军报》发出指示，利用军报为个人崇拜大造舆论。1961年4月，在北京部队某部视察时指示：为了使战士学得更好，要从著作中选择一些适合战士学习的文章印成选本，让战士们学习。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有关语录。

在的大力推动下，《语录》已经呼之欲出了。

二、《语录》应运而生

有了的明确指示，从1961年5月1日起，《解放军报》在报眼位置开始天天刊登从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摘编的“语录”。

在全军学习著作的热潮中，“语录”的刊发，受到部队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当时军队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直接学习的原著很困难。《解放军报》摘编刊登的语录，都是一条一条的，战士们一看就懂，一讲就明白，即容易背诵，也容易引用，免去了学习长篇大论原著之苦。

对《解放军报》的语录登报做法很满意。1961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说：“《解放军报》上天天有的语录，编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导员难解决问题，不过不要多，而要好。”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讲：《解放军报》经常按照当时的需要，把的语言摘出一部分登出来，底下也表示欢迎。

在的鼓励下，《解放军报》在为报纸选登语录的基础上，又时常结合有关任务，汇编的有关论述，大篇幅地在报纸上集中发表。如1961年的《论调查研究》、《论政策》和《同志论理论联系实际》等的专题语录汇编，后来又发表了《同志论领导作用和工作方法》等等。

1962年2月3日，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解放军报》语录宣传小结上曾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

在这种情况下，1963年12月20日，在总政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解放军报》向总政治部提出编辑一本《语录》下发全军学习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即得到批准，并要求《解放军报》立即将《语录》编出，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语录》的意见。

《解放军报》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力量，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苦干。编辑人员住在报社里，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争时间，抢速度。最后，编辑人员干脆搬到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经过编辑人员和印刷人员的紧张抢编抢印，1964年1月5日，《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及时发到了正在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代表手中。

这个《语录》，16开本，23个专题，选编语录200条，题名为“语录200条”。

经过讨论，与会代表们除了提出增补意见外，还建议迅速印发部队。

随即，《解放军报》社根据代表们的意见，花了5天时间对《语录200条》进行了增补题名改为“语录”，仍为16开本，设25个专题，收语录267条。1月10日，增补后的《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部队学习著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不久，经过修订，增加到30个专题。

当时，全党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解放军报》的《语录》编辑组认为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是学不好的，因此，决定《语录》再版时增设一个“学习”专题。同时，编辑组采纳邓颖超同志提出设“妇女”专题的意见，增设了“妇女”专题。另外，根据《选集》第四卷有关内容，增加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这样，准备再版的《语录》，由30个专题增加到33个专题，所收语录也由原来的355条增到433条。

1965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开会，集体讨论审议《语录》再版本。经讨论，会议对“前言”和全书的33个专题的设立一致通过，内容仅删去了6条语录，定为427条，共8800字。

之后，总政领导决定将这本修改后的《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军报为此还发了消息。

同时，为了部队指战员携带方便，还决定将《语录》改为52开本，这也是最早的小开本《语录》。

三、的“题词”和的“前言”

1964年版《语录》出版前，编辑组建议请主持军委工作的为《语录》题词，并且提出最好写雷锋自勉用的几句话：“读的书，听的话，照的指示办事，做的好战士。”

军报领导接受了建议，并把这四句话抄转给。很快写好，转了下来。但当编辑组拿到题词后，发现只写了前三句，最后一句“做的好战士”没写。编辑组当即找到军报办公室秘书，请他给林办打电话询问。电话是叶群接的，叶群回答说：“林总写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没吭气，想必他有他的考虑，不必再问他了，就用三句话好了。”

于是，编辑组就把这少了一句话的题词发送工厂制版。

题词除了少写了一句话外，“”字还多了一点儿，写成了“口斥”。《语录》发到部队以后，群众多次来信提意见，在1965年《语录》再版时才作了技术处理，把那个点去掉了。

按出版惯例，《语录》还应该有个前言。前言由编辑组起草，经过报社领导审定，署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1964年下半年，《语录》决定再版后，为了进一步改进《语录》选编内容，切合部队的需要，编辑组下部队征求意见。

在征求意见中，有的部队基层干部提出：《语录》是宣传思想的，“前言”应该有对思想的论述，如感到不好把握，可以把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论述加进去。

于是，经报社领导同意，再版前言把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的有关思想的论述加在了“前言”的开头：

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理论，都概括地集中到了思想里。……

这个“前言”经过总政和罗瑞卿的修改定稿，便成了1965年8月1日再版本的《语录》的“前言”。署名仍是“总政治部”。

“**”开始以后，《语录》编辑组又陆续收到许多不同意见，认为对和思想的提法应该根据1966年8月1日—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提法重新改写。

为此，在语录内容不动的情况下，依据当时文件和报刊上反复宣扬的关于“学习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言论及提法，对“前言”进行了修改，并由罗瑞卿召集报社领导集体修改定稿，经上报总政和军委同意，修改后的前言署名由原来的“总政治部”改为署名“”。

1966年12月16日，署名“”的《语录》再版前言，刊登在全国各个报纸上。

四、全国变成“红海洋”

1964年5月1日出版的《语录》印成52开本下发部队，开始发放范围是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很快下面反映上来，强烈要求发到每一个战士。

1964年12月29日，明确指示：“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有了这个明确指示，军内大批印制《语录》，很快达到了全军人手一册。

《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有的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